，当然也就不能代其负责。

　　蔡元培强调，人才至为难得，若求全责备，则学校就没有办法办下去。且公私之间，自有天然界限。“即便如您老琴南公，亦曾译有《茶花女》、《迦茵小传》、《红礁画桨录》等小说，亦曾在各校讲授古文及伦理学，假使有人批评您老以此等小说体裁讲文学，以狎妓、奸通、争有妇之夫讲伦理学，难道不觉得好笑吗？然则革新一派，即或偶有过激之论，但只要与学校课程没有多大关系，何必强以其责任尽归之于学校呢”？

　　蔡元培的解释或许有道理，但在林纾看来，他并不是指责蔡元培对北大管理不力，而是期望他利用与那些年轻激进分子特殊关系，对这些文化激进主义者稍作提醒，不要让他们毫无顾忌鼓吹过激之论，对传统，对文学，尽量持一种适度保守的态度。

　　林纾似乎清醒地知道，他与胡适、陈独秀这些年轻人发生冲突，对自己并没有多少好处，肯定会招致一些人的攻击谩骂，但因为事关大是大非，他也不好放弃自己的原则听之任之。林纾决心与新文化的倡导者们周旋到底。

　　然而林纾为道义献身的想法并不被新知识分子圈所认同，当他的《荆生》、《妖梦》及致蔡元培公开信发表后，立即引起新知识分子圈集体反对。李大钊正告那些顽旧鬼祟，抱着腐败思想的人应该本着所信道理，光明磊落地出来同新派思想家辩驳、讨论。

　　鲁迅也抓住林纾自称“清室举人”却又在“中华民国”维护纲常名教的矛盾性格大加嘲讽，敬告林纾既然不是敝中华民国的人，以后就不要再干涉敝国事情了罢。

　　与此同时，《每周评论》第12号全文转载林纾这篇影射小说《荆生》。下一期即第13号组织文章对《荆生》逐段点评，并摘录北京、上海、四川等地数十家报章杂志谴责林纾这篇影射小说的文章，以《对于新旧思潮的舆论》为题，作为“特别附录”发表。

　　林纾（1852年11月8日—1924年10月9日），中国近代文学家，字琴南，号畏庐，别署冷红生，福建闽县（今福州市）人

　　林纾自幼嗜书如命，五岁时在私塾当一名旁听生，受塾师薛则柯的影响，深爱中国传统文学，从此与文学结下不解之缘。但由于家境贫寒、且遇乱世，他不得不为生计终日奔波。闲时他也不忘苦读诗书，13岁至20岁期间校阅残烂古籍不下两千余卷。

　　光绪八年（1882年）中举人，官教论，考进士不中。二十六年（1900年），在北京任五城中学国文教员。所作古文，为桐城派大师吴汝纶所推重，名益著，于是任北京大学讲席。

　　辛亥革命后，入北洋军人徐树铮所办正志学校教学，推重桐城派古文。

　　这是个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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