商务印书馆出版后多次重印，直至1979年，台.湾仍在重印此译本，可见其社会影响之大。

　　蔡元培的《中学修身教科书》、《中国伦理学史》和所译《伦理学原理》，看似学术作品。实际上，是力图为中国人寻找新的精神定位。从社会学的角度来讲，社会大变乱时期，旧的道德秩序、行为规范、社会规则已经改写，即所谓的社会“失范”，社会成员面临着遵行什么样的伦理规范，才能适应新时代的问题，社会则面临着重建伦理秩序的问题。

　　为社会建立合理适时的伦理规范，规范每个个体行为，这是社会有序和健康运行的关键。那么对于社会成员的伦理规范的制定合理合宜的规则，以及对社会成员个体人格的好的培养就显得格外重要。

　　20世纪初期，梁启超、孙.中.山等各个领域的领军人物都曾不约而同地谈到人类的人格问题，强调人格的重要，重视人格的培养。梁启超于1903年著文《论中国国民之品格》；孙.中.山于1923年则作了《改良人格来救国》的演讲。

　　特别值得一提的是，与其时颇多学术史家对晚清以降的“新学”大都给予积极评价不同，蔡元培虽也表彰其功，但却不无保留意见。他并不满意在此前一个时期的“道德革命”中表现出来的将西方伦理学说工具化的倾向。他以为无论对西方伦理学，还是对中国伦理学，都应当加以专门研究，方才能够产生思想效力与道德效应。而《中国伦理学史》便正是他为此做出的努力。

　　《中国伦理学史于1907年出版后，至1921年再版6次，后编入“汉译世界名著丛书”；被称为“中国现代伦理学的开山之作”；

　　一般说来，一个社会的道德，大的方面固然是规范人的行为，为国家的统治提供秩序，为人和人的交往提供规矩。但是，对每个个人来说，也是一种修行，一种教养，一个有道德的人在社会上肯定是个受人尊重的人。

　　一个社会的道德规范，固然有继承性，有在很长的历史时期中共同的东西。比如，自从有私有财产以来，切勿偷盗就一直是大家公认的道德戒律。但从总的说，道德归根结底是为一定的社会制度服务的，是在一定的社会条件下，人们交往方式的需要。不是固定不变的，是随着社会进步而进步。

　　毫无疑问，培养人的道德观念，告诉人们什么事能做，什么事不能做，这无疑是教育的责任。

　　关注道德教育，可以说是蔡元培一生的追求，在他看来道德教育是她教育救国的重要组成部分。他写下《中学修身教科书》、《中国伦理学史》，翻译《伦理学原理》，就是他这一思想的充分体现。

　　他1918年谈到教育时曾郑重提出，学校教育的本质和核心是人格教育，否则，就是教育的堕落，继之以人的堕落。“然则，进化史所以诏吾人者：人类之义务，为群伦不为小己，为将来不为现在，为精神之愉快而非为体魄之享受，固已彰明较著矣。”

　　在弥留之际，蔡元培的遗言中也曾有“我们要以道德救国，学术救国”的话。

　　在西学东渐、中西文化交流大潮中。蔡元培审时度势，一方面积极主动地译介、传播西方伦理学说，同时又注重中西伦理学说的比较、融合，力求建构具有新时代、新特点、新方法的中国伦理学。在伦理学方法、伦理学原理、伦理学史诸多方面，为中国近代伦理学的建构做出了极为重要贡献。 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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