变成棉纱、棉布、染色布层层道道工序并不比养蚕少。相比养蚕的工艺和原料都集中于本国，咸国棉花半数以上仍需从志国、晋国进口，中间被加过多到利润和关税，进口的价格并不便宜，需要最后平衡国内棉的价格，纺制成棉纱织布。

　　就人工和生产周期，当下棉布的所需付出的单位人工和原料、物流成本与蚕丝相差不是很大，显着成本差异在织机和养蚕的规模，棉布织机和纺纱机的效率确实要远高于丝织品的织机。

　　纺纱和织布环节各只需要一人，而生丝变成熟丝过程的烧丝、纺丝线需要三人，一人下料，一人烧丝，一人纺丝。织造环节普通丝织物织机最少需要两人，如是锦、缎等提花高级面料，则需要四人至五人，而棉布织机不考虑特殊加宽门幅情况下，最多也就两人。即便是改进后的织机，在实现完全机械机器纺织前，两者效率之比的变化并不大。

　　由于丝绸耗费人力是棉布的三至四倍，在生产力并不高的当下，丝绸的价格更高是合乎情理的。但棉花受产区路途和关税多重影响，价格居高不下。

　　鉴于要将三四千里外志国、晋国的棉花经由水路运往咸国，运输成本将大幅攀升，而船只的大小直接决定了每次运输的总量。于是棉花的进口价格又稀释了丝绸的人力成本，因此棉布棉布的成本相对高得多。

　　而丝织品的价格受蚕丝和织机产量制约，自然形成商品固有的稀缺特性，当丝织品的总数远少于棉布时，价格往往是其的数十倍，锦、缎更是有高达百倍的差距。当然，锦、缎的生产工艺复杂周期更长效率也更低，更高的价格有其合理性。

　　高昂的丝织品价格为不受官府控制的绸商提供了巨额利润，而养蚕需要侵占更多的优质耕地用于种植桑树，腾挪更多的人力养蚕纺丝，从事丝织品的生产活动，丝织品并不能带来基本的必需品生产。在劳动力低下的农耕社会，大量生产丝织品意味着耕地的减少。

　　咸国的绸商控制了着大量绝好的土地，同时利用丝绸赚到的利润积攒惊人的财富，巨额的财富既没有充分参与市场经济活动和产业投资，也没有用于开荒种地，弥补种桑侵占耕地的农业损失，而是被囤积在家中伺机而动，当大量资本的聚集在权贵手中时，最终将形成以博取更高资本利润的热钱。

　　而当下最大的利润商品，莫过于权利。

　　那些依附于太子的绸商和权贵，无不寄希望于太子登基后给予他们更多的经济特权和利益份额，这就意味着绸商们更愿意将钱投入政治运作。

　　当不良资本以瓜分国家和百姓利益为目的展开资本逐利活动，最终将推翻现有一切持续好转的制度和社会稳定，这显然不是百里燕想看到的结果。

　　籍此竞价的机会，严厉打击绸商的气焰，剥夺他们一夜暴富的机会，更有利于咸国政局的长治久安，在太子登基之后，不会急速形成新的强大权贵集团。

　　而今咸王老迈，权利移交日趋紧迫，高勋处处为太子利益着想，是为日后辅佐太子奠定君臣关系，而不至于太子登基，大规模撤换旧臣雇用新人。

　　但在百里燕看来，未免有些操之过急。当下内阁权利稳定，除鼎炀侯外，太子做出任何有悖政权稳定的决意，均不会被内阁通过，要越过内阁发号施令，没有财政和军队的支持，任何重大政治举措均无法实行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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